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潮中，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，以令人称奇的姿态踏入中南海，进而被推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位置……

毛泽东树典型

“陈永贵识字吗？”陶鲁笳回答：“他不识字，但经过近年来的扫盲教育，现在能阅读报纸，是个朴实的劳动者。”毛泽东听后兴奋地起身说道：“好！深山沟里也能孕育出优秀的文章。陈永贵虽然识字不多，但他所做的事情却十分丰富。”毛泽东听了一整天，意犹未尽，陶鲁笳又继续汇报了一整天。自此，大寨与陈永贵的名字便深深烙印在毛泽东心中。

在当年的五月，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。会上，毛主席强调：“农业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，正如山西昔阳大寨所展现的那样，他们既不依赖国家的贷款，也不向国家索求物资。”进入六月，谈及第三个五年计划时，毛泽东再次指出：“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大寨精神。”由此可知，“农业学大寨”这一理念，正是在这一年由毛主席率先提出的。

在那年的十二月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，恰逢毛主席71华诞。毛主席特地邀请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以及各大区书记至家中，同时，他还邀请了人大代表钱学森、邢燕子、陈永贵等共赴寿宴。当众人落座时，毛主席亲手将陈永贵引至自己身边，笑语盈盈地说：“听闻你42岁方脱盲，却已能运用逻辑。你乃庄稼行家，领导大寨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道路，我们理应高高举起这面旗帜。”毛主席此言一出，不仅向众人介绍了陈永贵，更向世人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。

为此，周恩来在繁忙之中，曾三次攀登虎头山，各地党政领导与媒体记者亦络绎不绝。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更是将虎头山视为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。尽管毛泽东未曾亲至大寨，他却认为已觅得一种契合其理念的农村工作模式——“政治主导、劳动记工与分配的差异化不大”，同时亦能实现“以粮食为纲、全面发展的方针”。大寨因此顺应政治家的需求，不断被精心雕琢，被大力推崇——报纸上屡次报道，广播中反复宣讲，电影院里频繁上映，“一道清河水，一座虎头山”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……

陈永贵参与工地劳动

客观而论，大寨在初期确实遵循了客观规律。因此，周总理将大寨精神概括为“政治引领，思想先行的原则；自力更生，勤劳务实的精神；爱国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貌”这三句话，无疑是颇具道理的。然而，随着“文革”的涌动，大寨逐渐演变成了“极左”的典范，陈永贵本人亦被推上了政治舞台，深陷政治的漩涡之中。

走进中南海

1967年伊始，上海造反派英勇挺身，首先夺取了上海市委及市政府的控制权，随之成立了由三方面力量结合的“革命委员会”。此例一开，全国范围内“革命委员会”如同春笋般迅速崛起。陈永贵，这位在田间地头英勇斗争的农村领军人物，被推选为昔阳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。不久后，他又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，从此踏上了他的政治旅程。然而，当1968年9月他需填报“九大”代表履历表之际，昔阳县负责“支左”的军方干部意外发现了其历史存在疑问！

旧社会，陈永贵家是“赤贫”，他本人是穷光蛋一个。可是在他27岁——1942年时，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他曾一边给日本鬼子办事，又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。后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他，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“兴亚反共救国会”的档案里，他留有“归顺释放”的记录。日本投降后，知情人称他是“二鬼子”，并当作汉奸嫌疑予以批斗，差点丧了命。解放后土改，因为他家是“赤贫”、“无产者”，政府才给他分了地和房子，所以他在历次运动中很积极，不但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支书。

“我犯了罪，我愿意前往北京向毛主席请罪！”“支左”干部不敢怠慢，立即将情况上报。不久，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极小的范围内传达指示：“陈永贵的历史问题，主席已经知晓，今后不要再提及。”得益于毛主席的庇护，他的政治审查顺利通过，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此事进行追究。或许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他曾是受压迫的穷苦人，或许是因为“爱屋及乌”的缘故，亦或是出于对形势的考量……总之，陈永贵顺利地当选为“九大”代表，并成为主席团成员，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。

“陈永贵同志被调入中央，这一想法已酝酿多年。在大寨和昔阳的领导下，他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考验。永贵同志在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的参观访问中，敢于直言不讳，毫无虚言套话，各地同仁均表示受益良多。”中央委员们无异议，纷纷鼓掌表示赞同，顺利通过了这一提议。

“担任副总理一职，我内心实感毫无准备，然而在会议中，掌声一响，我便顺利通过了这一任命！”

无疑，选拔工人和贫下中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并非仅陈永贵一人。例如，陕西咸阳的纺织女工吴桂贤曾担任副总理，辽宁蔬菜公司的李素文也曾出任人大副委员长。这正所谓“时势造英雄”，而陈永贵更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典范。

难怪在昔阳干部大会上，陈永贵曾自豪地宣称：“自古以来，无论中外，从未有哪位农民能登上国家领导之位，马克思未曾，列宁未曾，然而毛主席做到了。这正是毛主席对工农阶级的信赖与重用的体现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——实属理所当然！

陈永贵的文化素养不高，偶尔不免闹出笑话。在一次昔阳干部会议上，他言辞中不慎提及：“我现在民愤极大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感惊讶。熟悉他的人急忙纠正：“非也，非民愤极大，而是名声显赫！”他这才匆忙更正了措辞。

纸张较大，行间距稀疏，每页仅容纳100字。县里挑选了熟悉他的个别人担任秘书，为生僻字注上同音字，如此他方能顺利朗读。

高层岁月

“她所欣赏的人寥寥无几。待我离世之后，她又将如何自处？”

1974年9月30日，周总理尽管抱病在身，仍坚持出席了国庆25周年招待会。在总理讲话结束后，陈永贵激动地站起身，双手高举过头，奋力鼓掌，以表达对总理深深的敬意。然而，坐在他旁边的张春桥对此冷眼相向，投来一瞥冷漠的目光。陈永贵见状，心中怒火中烧。他早已对张春桥那傲慢的态度心生厌恶，此次更是激发了他与张春桥一较高下的决心。

“党的会议难道就不能讲话吗？我所说的是事实，即使我回去种地又如何？你也不具备那样的权威！”这一番话让张春桥陷入了尴尬。正如古语所说：“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陈永贵来中央不是为了求官、求财或享受家庭幸福，完全是出于“党的安排”，他又何必畏惧任何人呢？

会议落幕之际，纪登奎不吝赞美，伸出大拇指赞叹道：“老陈，你真勇敢！”李先念与陈锡联亦纷纷拨通电话，对他的勇敢行为表示赞赏，戏称他为“捅了马蜂窝，痛快！”与许世友同为豪爽之士，他目睹纪登奎与张春桥的正面交锋，心中不禁感到由衷的高兴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还亲自上书毛主席，揭露张春桥的虚伪面目，指出他动辄训斥他人，虽口头上标榜支持工农干部，实则不容许他人发声。

毛主席审阅了许世友的来函，遂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文件中作出批示：“党内真正深刻理解马列主义的人寥寥无几，其中一些人自诩为懂得了，实则并未真正领会，常常自以为是，动辄对他人进行指责，这恰恰是缺乏对马列主义深刻理解的表现。”此批示虽未明指姓名，实则对张春桥进行了一次委婉的提醒。

周总理在病榻之上听闻陈、张二人发生争执，便立刻传召陈永贵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永贵啊，张春桥是个棘手的人物，连我都难以驾驭。待我康复出院后，我会帮你妥善解决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。”总理的仁慈与忧虑溢于言表。实则，正如俗语所说，“卤水点豆腐”——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

“人才非凭空而来，而是源于群众之中，谁能料到李闯王能攻入北京，推翻明朝？这正是时势造英雄的体现！”最终，在四届人大选举中，12位副总理脱颖而出，陈永贵名列第七。

“唉，我本是田间地头的农夫，素未沾染笔墨，却要日复一日地处理这些公文！”

某日，昔日上司张怀英莅临北京拜访，偶遇工作人员递送文件，便轻声询问：“你处理文件的方式是怎样的？”陈永贵微笑着坦诚回应：“处理方式？无非是别人画圈我就画圈罢了！”但他并非全然随意，主要参照周恩来、华国锋、李先念、纪登奎等人的笔迹：“他们画圈，我便跟随；他们不画，我便不画。”——这究竟是农民的机智，还是大智若愚的体现？无论如何，关键是不可以选错立场！

自被任命为副总理以来，中央政府便安排他入住钓鱼台3号楼。此处昔日乃皇家园林，绿树环抱，静谧宜人。门前，全副武装的士兵肃立，这让习惯了忙碌生活的陈永贵感到颇为不适应，于是他时常四处游走，以消解这份异样的感觉。然而，每当他重返钓鱼台，面对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，他的眉头便不禁紧锁，心中满是忧虑与无奈。

1975年五月，他致信毛主席，恳请获准频繁外出考察：其中三分之一的时光将投入昔阳的实地指导，三分之一的时光将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巡访，剩余的三分之一则留驻北京。信中亦提出搬迁钓鱼台的要求。不久，毛主席将信件退还，批示道：“准许。钓鱼台已无鱼可捕。”毛主席更在会议上对其赞誉有加：“永贵啊，你的三三制构想甚是高明。”并对政治局委员们表示：“永贵提议迁出钓鱼台，我亦赞同，毕竟钓鱼台已无鱼可钓。”

当年的八月，陈永贵告别了钓鱼台，搬至交道口一处幽静的胡同小院。然而，国务院依旧为他配备了秘书、贴身警卫、司机、炊事人员以及一支警卫队伍。此外，他还享有一辆豪华的红旗轿车和一辆配备空调的座驾，设施完备，一应俱全。即便如此，他并未将妻子与子女接到北京享受安逸的生活，心中所系，唯有竭尽所能，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从巅峰到平地

“请政治局予以讨论。”

这年9月至10月，邓小平主持“农村工作座谈会”，讨论陈永贵的建议。赵紫阳、谭启龙两位大省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，而陈永贵力主向大队核算过渡。争论到了白热化，陈永贵火气上窜，高腔大嗓嚷了一通，留下了“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”之说。因为意见不统一，他的《建议》被搁置起来。

此后，陈永贵频繁返回昔阳，累计达二十余次。他一手推动着大规模的辛勤劳作，一手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倾向。任何超过“一猪一鸡一兔”规定范围的副业，都被视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坚决剔除。这确实显得过于“左”倾了！

“吉林的条件堪称优越，却未能充分利用。若我带领5000名昔阳农民前来，定能改变吉林的境遇！”吉林人则回应：“就他那地方的人能行？不过是空谈罢了！”此外，他参观北大荒军垦农场时，对当地不拾马粪积肥的做法提出批评。一位师长怒斥：“你懂什么？大寨才几亩地？我这里几十万亩，收成都忙不过来，还管拾马粪？”

在陈永贵任职期间，他三次踏出国门进行访问。其中一次，他来到了“红色高棉”执掌的柬埔寨。波尔布特及其同伙将首都金边百万之众的“资产阶级”驱逐至农村与山区，甚至取消了银行、货币和商店，全国推行供给制，全体民众共进集体食堂，整个国家宛如一座庞大的军营。归国后，陈永贵感慨万分地表示：“马克思主义、毛主席所憧憬的共产主义，柬埔寨竟先行一步实现了。”

“可选取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大队，大约10%左右，先行过渡，以积累更多经验。”然而，在部分地区的冬季和春季试行过程中，人为地拉平了贫富差距，严重打击了较富裕生产队的生产积极性。此外，由于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政策，农民的家庭副业收入也大幅减少，导致社员们怨声载道。

1978年7月，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在这一盛会上，新中国的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被推选为理事长。应800名代表的热切期望，他亲自带领大家前往大寨进行参观。然而，他们却发现虎头山变得光秃秃的，原本的树林已被砍伐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小麦田。由于山头土地不耐旱，小麦的穗子仅有六七寸高。虽然山间人造小平原上的小麦和玉米长势尚可，但病虫害问题却十分严重。这一切与代表们心中所期待的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理念相去甚远，更显得缺乏科学依据……

杨显东返抵北京之际，随即召集了60余位农业及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，就此事展开了深入座谈。此座谈会于1979年春季的全国政协会期间举行。

在小组会议中，他首次对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提出了质疑：“在我看来，全国范围内推广学习大寨的做法，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，它不仅将农业引向了歧途，更是将农民推向了贫困的深渊。”此外，他还毫不留情地指出：“陈永贵虽已晋升为副总理，然而时至今日，他仍未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表示悔改。”

历经长期的摸索与挑战，我国广大农民对那种捆绑式的集体化生产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。在不少地区，社员们“上工需等队长敲钟，下地劳作却懒散怠工”，生产效率之低，竟至一天十分工的成果，价值仅相当于一枚鸡蛋！鉴于此，四川率先摒弃了大寨模式，扩大了自留地面积，并开始尝试将土地承包到户。万里同志在安徽明确表示：“你声称这是大寨经验，我却认为这是极‘左’的样板。大队核算、大规模催促生产、人造小平原，这些做法我已经宣布，安徽省将不再效仿大寨的模式！”

“我并无对官职或权力的追求，甚至愿意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我愿秉承能上能下的精神，辞去所有职务！”

1980年9月10日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了他的辞呈，撤销了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。进入同年10月，在山西省人大、政协的会议中，部分人士对陈永贵产生了质疑，不仅呼吁剥夺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，更是要求彻查他与“四人帮”的联系，甚至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！陈永贵既感愤怒又心生恐惧，他感慨道：“老虎捕食尚能有所回避，而人间的争斗却是避无可避！”他紧急赶往北京，向邓小平倾诉苦衷。邓小平明确表示：“你不是‘四人帮’的一员！”此言解除了陈永贵的燃眉之急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逐渐恢复了冷静与理智，陈永贵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未能再次当选为党代表，于是党内的一切职务也随之烟消云散——这位曾经从田间地头崛起的人物，又回到了平凡的生活。庆幸的是，他并未误入歧途，即便从高位跌落，也实现了“软着陆”，幸免于头破血流的惨剧……

不改农民本色

陈永贵虽位居要职，却始终坚守农民的纯朴本性，生活简朴无华，为政清正廉洁，此等品质尤为令人敬佩。

他内心对中国农民阶层低微的地位感到强烈不满。担任副总理后，了解到毛主席也反对等级制度，因此即便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，他仍坚持穿着朴素的老式农民对襟衫，头戴白头巾，不拘泥于身份级别，甚至不要工资。回到大寨后，他如普通社员一般下地劳作，年轻人们依旧亲切地称呼他为“永贵大叔”。这样的人，又有谁能做到呢？

他踏入中南海，而子女与妻子依旧在队里辛勤劳作。山西的政府部门欲将全家迁至北京，但遭到他的坚决反对。他怒拍桌案，大声斥责：“究竟是谁负责此事？我绝不同意，他胆敢如此！”最终，全家户口的迁移计划被撤销。

他依赖队上分配的口粮为生，将粮食出售至粮站，进而兑换成通用的全国粮票，以供在北京使用。此外，他实际上是一位不领取薪水的副总理——每年大寨都会为他记录全勤，并根据每个劳动日按1.5元的标准，将这笔收入分配给他家。鉴于他进京后的生活开销较大，中央政府每月提供36元的生活补助，山西省则每月给予他60元的兼职补贴，这一数额后来甚至增加至100元。他的收入仅限于此。

他本有资格享用政治局委员的“特供”，却仍旧日复一日地过着简朴的生活。他的餐桌上，常常是满满一大碗小米粥，或是馒头、面疙瘩，搭配着老咸菜或是苦瓜，就这样吃得津津有味，满心欢喜。若有客人造访，他便亲自下厨，煮上一碗面条以示招待。他的烟瘾极重，在大寨时抽的是自种的旱烟，而一旦踏入京城，便改抽香烟，不过这些香烟价格低廉，每盒不过三毛左右。晚年，他不幸患上了肺癌，而这恐怕与他长期吸食劣质烟有关。

初抵京城，陈永贵便入住京西宾馆。清晨，他总是早早地起床，亲自整理床铺、打扫卫生、泡茶、洗衣，每当警卫员主动前来协助，他总会笑着拒绝：“我又不是没有双手！”宾馆走廊的灯光常常彻夜通明，陈永贵对此深感浪费，便亲自去关掉。然而，服务员不久后又将其打开，他只得再次关上。移居中南海后，尽管身边配备了秘书、司机、警卫员和炊事员，他们纷纷围绕着他转，他却感到极不自在。不久，他搬至交道口胡同的一处小院，这里宽敞的空地给了他发挥的空间，他闲暇时开垦出一块地，种上了豆角和西红柿，多余的果实则慷慨地分给了警卫班的食堂。

“农田才是最具观赏性的地方。那红旗飘扬、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景象，才是最动人的！”

卸任副总理一职后，国家将其安排至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，旨在为他提供一份安享晚年的薪资。他随即主动放弃了红旗轿车及其他公家物品，搬迁至北京木樨地的一座部长级住宅，日常出行则选择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

对“农场顾问”这一角色，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。他不仅关注农场的发展，细致地指导作物的合理配置，而且致力于激发职工的生产热情。他时常深入田间地头，亲自观察农作物的生长状况以及病虫害的流行趋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严于律己，坚持勤劳、质朴、节俭的优良作风，因此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一致好评。

1986年3月26日，陈永贵同志因肺癌晚期不幸逝世，享年七旬。翌日，新华社发布了其逝世的消息，赞誉其为“我国知名的农业劳动模范”。报道中详细回顾了陈永贵同志忠诚于党、引领群众走上集体化道路，以及他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卓越贡献。文中最后提及，陈永贵同志生前曾深受党中央及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誉与表彰。遵照其遗愿，人们将他的骨灰洒在虎头山上，并为其树立了一块石碑，碑上刻有“功盖虎头，绩垂大地”八个大字。这些无不体现了中央和人民群众对他一生的充分肯定。